為了足球，他們選擇在秘密警察的槍口下逃亡

1983年11月2日晚上7點半，老戈茨坐在收音機前守著柏林迪納摩和貝爾格萊德遊擊隊的比賽，老戈茨一家都生活在東柏林，唯獨他的兒子不在家。

小戈茨跟隨東德的驕傲柏林迪納摩遠征去了貝爾格萊德，他是球隊中最好的年輕球員。

廣播裏的解說開始念首發名單，老戈茨屏息凝神得聽著，小戈茨的名字沒有出現在首發裏，也沒有出現在替補名單裏。

“他可能出事了。”

——想逃走——

1961年施萊格爾出生在東柏林的一個普通家庭，那年一堵橫貫柏林的牆擋住了施萊格爾看向西麵的機會。

施萊格爾的世界被切分成簡單的正確與不正確，他們一家生活在嚴密的監控之下，秘密警察部門斯塔西成為東德社會中掌管一切的“老大哥”。在米爾克的領導下，斯塔西就像一部精密運轉的情報機器，據稱在當時的東德每63個人中就有一個是隸屬於斯塔西的秘密警察。[足球 台子]評論為了足球，他們選擇在秘密警察的槍口下逃亡不會的來了解一下呀
為了足球，他們選擇在秘密警察的槍口下逃亡

而施萊格爾一家正是被監控的重點對象，原因很簡單，因為施萊格爾的姑姑住在英格蘭。

小戈茨代表柏林迪納摩上場

小戈茨也沒好到哪裏去，他有親戚住在西柏林，雖然柏林牆建造起來之後，小戈茨一家就再也沒跟親戚們聯係過。小戈茨跟施萊格爾從小就認識，後來一起被招進了迪納摩的青訓。

但是兩人在迪納摩青訓的日子並不開心，同年紀的小孩子很容易被父母教唆不要跟“政治不正確”的小朋友一塊玩，大多數時候施萊格爾和小戈茨都是被孤立的，更別提他們的教練曾“開誠布公”的對兩人父母談過：“像他們這樣的孩子，獲得獎勵是不可能的。”

即便如此，小戈茨身上的天賦卻很難被忽視，17歲時小戈茨就完成了自己的柏林迪納摩首秀。沒過多久小戈茨就成為柏林迪納摩一線隊的固定首發。

年輕時的小戈茨

當時的東德社會對於真正熱愛足球的人來說顯得有些殘酷，德累斯頓迪納摩被米爾克帶到柏林，成為斯塔西的球隊，製霸東德聯賽，甚至完成了10冠王的偉業。但這份偉業並非靠實力得來，每場比賽前斯塔西的秘密警察都會“關照”當場的執法裁判，柏林迪納摩在比賽中的任何違規行為都會被合理化，無論比賽過程如何，比賽的結果永遠都是柏林迪納摩獲勝。

但勝利並不是足球的全部意義，更不是生活的意義。

小戈茨不斷問自己：“一個足球運動員的職業生涯意味著什麽？我在俱樂部真的被當做人來對待了嗎？我的前路就是一直在東德踢球嗎？”終於，在小戈茨代表東德U21對陣瑞典的比賽前，他萌生出一個大膽的想法：“為什麽不逃走呢？”

同年，在法國踢一場國際比賽的施萊格爾也有了同樣的想法，但是這個想法在當時過於大膽，直到一年後兩人才互相敞開心扉，開始策劃一場真正的“逃亡”。

——生死大逃亡——

這個想法當然不能跟任何人提起，包括他們的父母。

每次施萊格爾和小戈茨需要籌劃的時候，他們都會跑上十幾公裏跑到樹林深處，確定樹林裏沒有其他人之後再小聲聊起。

“對足球運動員來說，想逃走比其他人要容易很多，因為我們有不少出國參賽的機會。”

1983年9月，歐洲俱樂部冠軍杯的比賽如約而至，作為東德冠軍，柏林迪納摩沒有了特權，他們必須遠征盧森堡去踢第二回合的客場比賽。出征前夜，小戈茨對父親說：“我想為了更好的生活離開東德，可能就在不遠的未來。”

柏林迪納摩和埃斯克青年人隊比賽的球票

在小戈茨心中，這是一個告別，這一走或許一生都無法再見到父母親人。

那一次，他們沒有成功。

“無論我們去哪，酒店也好、去吃午飯也好，或者是去訓練、去球場的路上，我們那些來自斯塔西的‘朋友們’都會跟上我們，甚至我們往返盧森堡坐的也是米爾克的私人飛機。太危險了，我們完全沒有機會。”

但是第二次機會很快就來了，戰勝盧森堡聯賽冠軍後，東德迎來了與當時南斯拉夫聯賽冠軍貝爾格萊德遊擊隊的比賽。跟在盧森堡時完全不同，南斯拉夫與東德同屬社會主義陣營，斯塔西似乎也鬆懈下來，沒有了全方位的監控，施萊格爾和小戈茨發現他們有大把出逃的機會。

柏林迪納摩

1983年11月2日，比賽日的中午，施萊格爾和小戈茨隨隊一起來到貝爾格萊德市中心，大巴在市中心的商店停了下來，領隊竟然對全隊說：“你們有一小時的自由活動時間。1點我們在這裏集合。”施萊格爾和小戈茨的心跳到了嗓子眼，他們看了彼此一眼就確定真正的逃亡要開始了。

生死存亡，在此一舉；現在不逃，更待何時？

施萊格爾和小戈茨特意避開了隊友，因為兩人平時在隊裏就是被孤立的對象，沒人發現他們兩人“消失”了。兩人躲進一家唱片店，小戈茨很快就發現這家唱片店有一個非常隱蔽的出口，他們兩個人的胳膊緊貼在一起向隱蔽出口慢慢移動，當靠近門那個時刻小戈茨對自己說：“就是現在！跑！”

逃出唱片店的施萊格爾和小戈茨瘋了似的往另外一個方向狂奔，“當你意識到自己確實已經在逃亡的路上時，你真的顧不上其他了，我腦子裏隻有一個念頭，就是跑。”5分鍾後，逐漸冷靜下來的兩人攔下一輛出租車，第一盆冷水澆了下來，司機聽說兩人要去西德的大使館，立刻將他們趕下了車。

從東德逃往西德的人

坐上第二輛出租車後，施萊格爾給了司機10馬克的車費，這在當時的南斯拉夫算得上一筆巨款，但司機仍然隻同意將兩人載到離使館近一點的區域。一路上，施萊格爾和小戈茨不停從車後窗往後看，幸好，並沒有人跟過來。

一路心驚膽戰，施萊格爾和小戈茨終於坐在了西德大使館的椅子上。不過第二個考驗也隨之而來，就在他們以為自己安全了的時候，使館的工作人員卻立刻驅車將他們帶走。此時的西德大使館或許是最危險的地方，一旦柏林迪納摩發現隊員逃走，西德大使館會是他們搜索的第一個目標。

“那時，我們真的沒有了其他的雜念，我們唯一的念想就是活著。”

西德大使館的車將二人帶到了克羅地亞首都紮格拉布，至此整個逃亡計劃已經製定完，西德大使館給了兩人假的西德身份證，兩人將從紮格拉布的火車站坐夜車直接回慕尼黑。

這是最後一個考驗了。

從紮格拉布駛往慕尼黑的火車

施萊格爾至今仍記得他的假身份證上的名字，他們兩人坐在臥鋪車廂裏一動也不敢動。午夜已至，施萊格爾和小戈茨緊緊攥住假的身份證和去往慕尼黑的車票，門外響過其他車廂的敲門聲、靴子走過去的聲音和警犬粗重的喘氣聲。他們在心裏一遍遍默念如何跟警察解釋兩人為何沒有護照，“我們的護照在旅途中丟了，所以現在我們要回慕尼黑重新辦一張護照。”

邊檢警察走了進來，跟平素大多數安全檢查一樣走了個過場，最多20秒，警察甚至都沒問兩人要護照。

火車駛過斯洛文尼亞和奧地利的邊境，“沒有人把我們抓下車，我們知道，我們安全了。”

成功逃走的喜悅並沒有讓施萊格爾和小戈茨擊掌慶祝足球 台子 ，他們太累了，一駛過邊境後兩人就昏昏沉沉的睡著了。

——牆倒了——

火車達到慕尼黑已經是早上6點了，整整18個小時的逃亡讓施萊格爾和小戈茨精疲力盡。剛一下車，兩人就看見了報攤上當天報紙的頭條：東德足球運動員逃往西德。

施萊格爾和戈茨被送進了基森的安置中心，他們甚至還各自給家裏打了一個電話報平安。施萊格爾的父母對兒子逃亡的計劃一無所知，但她還是透過其他渠道知道兒子已經逃往西德，“我跟她說我很安全，就這樣，我知道斯塔西的人一定會監聽這通電話。”

逃到西德後的施萊格爾和小戈茨

小戈茨也打給了家裏，他跟父母匆匆說了幾句話，“我母親對我說，咱們等會再談，我就知道他們肯定不是單獨在家裏接到的電話。”

西德也不是萬全之地，斯塔西的間諜深入西德社會，對於這些逃走的人來說，稍有不慎更可能被一槍斃命：同樣是從迪納摩隊逃往西德的埃根多夫死於一場離奇車禍足球 台子 ，這是斯塔西的手筆；逃往西德的前東德青訓教練博格也曾被斯塔西下毒暗殺。施萊格爾說：“從那時起我和戈茨決定在所有的采訪中隻談論足球，我們不聊政治，也不聊對兩邊社會的評價，這不僅僅是為了我們的安全，也是為了我們家人的安全著想。”

在1年的禁賽期過後，施萊格爾和小戈茨選擇為勒沃庫森效力。小戈茨說：“對我來說很重要的一點是不要全盤否認東德的一切，不要說那裏的社會是壞的，這不僅僅是因為我知道這麽說會帶來很糟糕的後果，更是因為我覺得實情並不是這樣。”

兩人選擇為勒沃庫森效力

1989年11月9日，勒沃庫森與沙爾克04比賽的前夜。施萊格爾的隊友從市中心喝酒回到旅館，他興奮地對著施萊格爾喊道：“牆倒了！那堵牆真的倒了！”施萊格爾一下懵住了，從不相信到猶疑，施萊格爾足足愣了5分鍾。

直到他看到電視機裏的新聞畫麵：數千名東德人笑著跨過邊檢站，他們越過鐵絲網，徑直從呆住的邊檢警察麵前走了過去。那一刻施萊格爾意識到：柏林牆真的倒了。他對隊友大喊道：“我的天！柏林牆倒了，但是我居然不在柏林！”

柏林牆倒塌

那個周末，施萊格爾從沙爾克回到柏林，6年後，他再一次和東德的朋友坐在同一家酒館裏喝酒聊天。一個月後，施萊格爾重新回到了東柏林的家：“那裏一切都沒變，一切還是原來的樣子。”那個冬歇，他再一次和父母住在了一起。

整整30年過去了，57歲的小戈茨和58歲的施萊格爾依然時常聊起當年逃亡的日子。

“我們被問過很多遍，如果重來一次足球 台子 ，你還會那麽做嗎？”

“毫無疑問，那是我為自己選擇的路，我為了更好的生活，為了更好的未來而選擇的路，無論重來幾次，我都會選擇逃走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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